神华蒙古塔本陶勒盖煤矿运力早有规划

因为决定民法典各编排列的次序的，显然不是条文数量，而是其内在的逻辑性。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对遗体做出了规定。三审稿草案的规定源自二审稿。

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告知性骚扰的法律后果及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设置。因为此类治疗通常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身心折磨，而且其结果往往也只是人为地短暂延续其生命。而立法的使命则在于创设行为规范，为公众的行为模式设定命令。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信息（GDPR第９条），原则上禁止处理，但经明确同意或为履行法定职责等需要可以处理。因此，应将行动自由从身体权的框架中移至人身自由之下。

当前，只有极少国家允许按照患者的意愿实施积极安乐死（例如医生注射毒针结束患者生命）。这里引入了推定同意原则，如死者生前未明确反对，则家属可共同决定捐献其器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理学界所讨论的主题是广泛而深入的，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法制现代化的实现、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法的价值、人权与法治、法治构成要件、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治理念、科学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改革、区域法治建设、法治与和谐社会、法治评估、如何处理法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国法与党规的关系、中国的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构建、司法体制改革、法治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

（3）旧政权统治时代已经学有所成的法理学者被停止专业工作，其智识的活动无人接续。总体上看，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社科法学总是首先发难、表示出对法条法学的排斥，而法教义学更多是出于一种防守的地位。法理学似乎像其他生命体一样获得了自生成的（autopoietic）力量，开始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母体而走向自治和开放。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

陈金钊忧思于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种种‘身份焦虑（比如，渴望跻身于治理者身份而衍生的政治焦虑、‘西方法理学在中国所引发的‘国别身份困惑、在法哲学或法理学学科独立性问题上的苦苦挣扎，等等），渴望通过重建中国法理学的独立性来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法理学之学术传统的断裂与当时政治家们的观念不无关联。

不过，当时的法学教育者、研究者和学习者其实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在法学理论的不毛之地上艰难地行进，所面对的是周遭世界的无知之幕。（c）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法律专家完全可以表达自己在法律上的个人之价值判断，甚至像抒情诗人那样呈展自己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律专家不能像诗人那样利用过度修辞的语言张扬自己的情感。其实，在法理学界内部，对于什么是法理学？、法理学研究什么？、法理学有什么用？等一系列元理论问题，大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未达成共识。

特别是，由一批中青年学者主持的世界法学汉译名著、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法律文化中心文丛、牛津法学教科书译丛、西方法哲学文库、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 美国法律文库、波斯纳文从、比较法学丛书等等大型丛书的编译工作， 使学界能够阅读到国际上一些著名法学家（如萨维尼、霍姆斯、卡多佐、拉德布鲁赫、哈特、德沃金、考夫曼、拉伦茨、拉兹、波斯纳、塞尔兹尼克、麦考密克、阿列克西等人）的学术著作，弥补了法学研究文献上的不足。这个法的定义以及国家和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维辛斯基法学）在很长时期被我国奉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权威观点，几乎成为当时人们回答法律是什么等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唯一依凭，是法理学上唯一正确的结论，成为诠释一切法律现象的终极根据。《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谈中国法理学，我们的眼光当然并不应仅限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应把视野放得远一点，至少可以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的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一并纳入考察。

无论学者们怎样想在偶像的黄昏里孤独地徘徊，最终也脱离不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基地，不会离这样的思想基地太过遥远。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支队伍不好带了，而且，表面上看，建构统一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理学体系也变得日益困难。

这些活动使我们中国的法理学者有机会与国际上有影响的法学家谋面，并在国际法理（哲）学讲坛上展现中国法理学界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志趣。谁如果认为可以忽略这部分的工作，事实上他就不该与法学打交道。

而且由于这一代人尚未沾染各立门户的陋习，他们之间的相互协助与合作变得相对轻松一些。在国际层面，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东欧剧变），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至少从表层看，我们现代和当代的法学是西学式样和西方传统的（翻译法学），这对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的知识精英们确实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压力。……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令、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将该项原则写进宪法。他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完全流于无效，那么他们就必须用所谓理性、冷静、刚性的法言法语包裹起这种判断和想象，按照法律知识共同体之专业技术的要求，来逻辑地表达为法律知识共同体甚或整个社会均予认可的意见和问题解决的办法。

时间掩埋了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吞噬了过去时代辛酸与伤痛的记忆，让新生代的法理学者在时间悬搁的环境里成长。鉴此，笔者拟在勾勒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法理学发展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源起谈谈个人的管见。

法律专家不能像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一样首先站在超实在法或实在法之外的立场来批判法律，不能完全用道德的评价代替法律的评价，不能简单地预先假设一切实在法都是非正义的法，是非法之法。也就是说，在法理学领域要有中国人独特的思想贡献，它不完全是西方法理学学问的本土化，而是根基于中国本土固有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融通西人之智识，成就以优美而精确的汉语表达的法律思想体系。

新型的人民政权采取革命的方式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法统，连同六法全书体系之下形成的法科教育体制、六法全书体系下培养的法律人才以及在这个法统之下生成的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亦一并消解。所以，我们务必对当代中国法理学面临的智识背景及其资源进行省察。

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出思想才智。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法理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以未经理论提炼的政治话语直接来讨论当下中国的政治法律问题，他们渴望对于中国现实问题进行真正充满知识和思想含量的理论解读。事实上，由于上文提及的法理学发展历史断裂现象的存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与国外的法理学之间已经存在着思想上的隔阂，有言路不通的障碍。记得在2010年7月2-3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主办的海峡两岸法理学讨论会上，本人曾经谈到这样一个观点：自1960 年代以降，国际上之法理学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尤其是一般哲学、伦理学、政治理论、社会理论以及经济学等相近学科之间相互渗透。

面对此等处境，法理学界开始学科内部的反思批判。不仅如此，法理学作为沟通法学诸学科的桥梁，它还必须在法学体系之内与其他法学学科相结合，不断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理论和方法上的资源，以丰富和完善法理学自身的理论。

应当克服重义务、轻权利的法律传统，并将法学的研究范式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理学进退兴衰具有制度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政治家的态度依赖性。

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对资产阶级所谓法律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荒谬理论 的看法。实现这些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过程。

但任何事情都要辩证地去认识，有时候要看其主流倾向，要看其好的积极的一面：其实，我们过去把法理学视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这样定位本身不是问题，但也没有必要表现出某种制度性拘谨，动辄谈理色变，人为地制造紧张，或者设置法理学上的理论禁区，像苏俄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那样只强调斗争法学，只讲看似正确的法理学。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不过，也有比较悲观的法理学批判者：比如，徐爱国直接宣告中国法理学已经死亡。总体上看，在法学基础理论时期，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

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法学界（主要是法理学年轻学者）内部兴起了一波关于法学之性质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数愈来愈多，其影响力也愈来愈大，这就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在苏俄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革命政治家角度看，法理学这门学问的面目是不甚清晰的：它是有用的学问，还是无用的学问？是有益的学问，还是无益的学问？是有害的学问，还是无害的学问？如果它有用、有益，它们的用益表现在哪里？如果有害或无害，那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当时的革命者无暇就这些细节问题过多地思考，则依其是否有益于新的政权建设而采取了简单的二分判准：凡是对新政权有利的法律理论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法律理论，凡是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不相兼容甚或实用效益不明的法律思想学说，就被归结为旧法观点，属于批判和清除的对象。

在此情境下，法理学从理论的市场中撤离摊位，可能就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此后，一些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相继复办和新建，逐渐形成五院四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的格局和规模。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且不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研究所知甚少，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经典文献也阅读不够，而直接能够运用德语、俄语等语言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